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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導演李楊 從地下浮出地表

發布時間:2018-02-06 點擊量:146

《盲井》和《盲山》為導演李楊收穫了大批知識分子影迷,但他幾乎仍然游離於普通觀眾的視野之外。他推出新作《盲·道》企圖走上地面,但不得不作出眾多妥協,以至於新片的評價與前作相比差之千里。但他仍然希望有更多的人聽到自己的聲音,哪怕聲音支離破碎。

野雞導演 18年只拍三部作品

李楊,這位曾經的獨立電影製作人40歲才拍出了第一部電影,18年的導演生涯竟然只完成了3部作品。雖然身為製作人,卻長期游離在影視圈之外。最知名的一次新聞,是在質疑某一線流量女明星所獲的不知名國際獎項有水分時,被其粉絲圍攻,稱之為「野雞導演」。

但也正是這位「野雞導演」,在2003年剛出道,便憑藉獨立製作的處女作《盲井》獲得了30多個國際獎項,其中包括第5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藝術貢獻」銀熊獎。這部關注社會底層人性的電影從未獲得中國公映的機會,但是因為盜版和網路等渠道的廣泛傳播,在影迷中擁有很高的聲望,被認為是中國獨立電影的代表作品之一。

2007年,被禁止拍片三年之久的李楊完成了第二部作品,這部名為《盲山》的電影講述的是販賣婦女的故事。這部影片的正式公映,讓李楊終於脫離「地下」狀態,首次與中國觀眾見面。

今年2月,他的第三部作品終於要上映了。名字裡還是帶著一個「盲」字,但片名兩個字中間多了一個圓點。李楊看起來要跟大眾的漠視與遺忘糾纏到底。在這部名為《盲·道》的新作裡,他將鏡頭轉向了流浪兒童。

十年了,李楊還是沒有學會圓滑。他四處尋找投資,希望拍出自己滿意的作品。很多熟悉李楊的觀眾同樣在等,期待他拍出中國版的《熔爐》或者《素媛》。可是,當新作在北京國際電影節首映的時候,現場的很多觀眾感到非常失望,影片的完整性與穿透力與前作相差甚遠。很多人疑惑,那個曾經拍出《盲井》的導演究竟怎麼了。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當下的環境裡,獨立電影的製作會遇到怎樣的困難。拍攝《盲山》的時候,有個電影公司本來說要投資,不久之後,這個公司的另一部電影要增加預算,便決定撤資。李楊還是想拍,就自己去找投資,好不容易才湊齊了錢。

但預算還是很緊張,電影裡的演員大都是臨時工,扮演女大學生白雪梅的黃璐原本沒演過主角,扮演農民黃德貴的演員其實是個木匠,扮演他母親的是村裡婦女主任,扮演父親的則是原來人民公社的大隊長,扮演其他村民角色的也都是當時劇組裡的場工師傅和道具師等工作人員。

就是靠著這些非職業演員,李楊花了一個月時間,拍出了一部非常具有戲劇張力與現實深度的作品。「這些人都是臨時湊成的,但是演得活靈活現,台詞很溜,導演真是,信手拈來都是山水。」《盲山》的攝影師林良忠回憶。

留學海歸 用外來眼光說中國

作為導演,李楊面對粗糲的現實常常有一種克制的距離感。而作為製片人,他也懂得如何將極其有限的資源發揮到最大化。了解他的人知道,創作的冷靜與做事的效率與他在德國受的教育有很大關係。

離開中國的時候,李楊已經28歲,此前曾是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工作八年後才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之後選擇退學,到了還未統一的德國,先在西柏林藝術大學攻讀藝術史,而後在慕尼黑大學學習戲劇理論和導演編劇。到了那裡之後,李楊逐漸轉變了原有的思維方式。

上電影課的時候,班上七個學生,只有李楊是外國人,而且別人都比他小。每次都是老師先講十幾分鐘,然後學生發言。李楊無法接受這種上課方式,便去找系主任。「我從中國那麼遠來,就想聽老師講哪個是對的,怎麼分析,他們都是學生,年齡還那麼小,也沒什麼經驗,這不是我想上的課。」李楊回憶自己當年和系主任的對話。

但是系主任回答說,這就是電影課的上課方式,每個人都可以說出自己的觀點。李楊這才明白過來。「我本來是去尋找標準答案,這在我們中國的教育裡是正常的,他們那並不是這樣,其實電影沒有什麼絕對的對錯,有的只是辯論、反駁和討論。」李楊補充道。

畢業之後,李楊在電視台工作,拍紀錄片,後來也搞旅遊。他給了自己三年時間用來賺錢,三年的期限到了,他還是想要拍電影。2000年,李楊離開了生活了14年的德國。再次回到中國的時候,他已經是一位40歲的中年人。

但那時的李楊,更像是一個外來者,對中國的社會現實和創作環境都還有些陌生。「當時都是歌頌皇帝,戲說歷史,誰有用鏡頭去關注當下火辣辣的現實,中國沒有人那麼幹。」李楊的朋友、媒體人何三畏說。在他看來,李楊雖然在年齡上跟第五代導演更接近,但並沒有步其後塵,而是選擇了一條更少人走的路。

李楊拿出了此前的積蓄,在香港註冊了公司。他讀到了作家劉慶邦的小說《神木》,被其中關於礦難殺人的情節深深觸動,便決定將其拍攝成電影,這就是後來的《盲井》。很多人都曾感到驚訝,這樣一位受過電影科班教育的人,拍出的電影幾乎看不出任何機巧的痕,樸素,但透著一絲鑽心的寒冷。在法國《電影》雜誌評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

《盲井》的拍攝讓李楊在國際上嶄露頭角,但在中國,知道他的人很少。有三年時間,他不被允許拍攝電影。但透過盜版等方式,這部影片仍在少數人之間傳播。正是在這段時間裡,李楊開始思考「地下」狀態的意義,他感到失落,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夠傳遞到更多的中國觀眾那裡,在當時的條件下,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公映,而這意味著一定程度的妥協。

拍攝《盲山》的時候,為了得到中國公映的許可,李楊不得不將這個版本的結尾進行了修改。

告別地下 讓大眾聽底層聲音

後來,李楊將注意力聚焦在流浪兒童身上,籌備拍攝一個叫作《盲流》的故事,以流浪兒童的視角直接呈現這個社會問題,但這個劇本在申報的時候就被槍斃了。他也曾想過拍一部叫作《盲愛》的作品,後來同樣不了了之。他一直在等待機會,但沒想到,就這麼拖了七八年。

李楊忽然發現,已經不能再等了。那是三年多之前,劇本剛開始寫作,李楊的母親突發腦梗塞,她原本身體很健朗,卻突然陷入癱瘓狀態,這讓李楊切身感受到生命的無常。1959年出生的他當時已經55歲了。

他要行動,不管怎樣,先把這部關注流浪兒童的作品拍出來再說。《盲流》沒有通過,他便只能寫個不那麼直接的故事,雖然同樣與流浪兒童有關,但整體比重減少了很多,終於獲得了拍攝許可證。

一些投資方臨時變卦,李楊已經見怪不怪。他決定籌錢,最終自己出了絕大部分,一些朋友也投了一些。到了後來,還是有人選擇退出,製作變得捉襟見肘。

請不起專業演員,李楊只好親自上陣,拍《盲山》的時候,他曾客串出鏡,飾演一名人販子。這一次拍《盲·道》,他要自己來演男主角趙亮,儘管表演並不是他的強項。除了導演、編劇、製片人和主演,李楊還擔任這部影片的美術指導、剪輯和出品人。

影片拍得很倉促。講故事的功力當然還在,但再好的故事也經不起折騰。不同於《盲井》和《盲山》,新電影的主要場景都在城市,後期需要重新配音。但是為了節約成本,李楊決定先送審,再配音。只不過,他沒有想到的是,來來回回的審查和刪改竟然花去了一年多的時間。等到正式配音的時候,他覺得情感已經有些生疏,導致效果很差。一些關鍵的鏡頭也被要求刪去,影片的事節奏出現了很多裂隙。

到了後期製作的時候,資金已經所剩無幾,李楊透過中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同樣喜歡電影的投資人,還有一些朋友的幫襯,才終於把費用問題解決了。自此,電影的賺錢與否不再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情,李楊覺得更應該對投資人負責,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公映。審查意見,他都接受,這是他作製片人的責任。觀眾的批評與「吐槽」,他也接受,這是他作為導演的義務。兩種身分朝相反的方向撕扯,讓他一度感到絕望,儘管他並不是第一次經歷這種事情。

「我做妥協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不希望這部電影重新變成地下了,哪怕有些瑕疵,也要和觀眾見面。」李楊坦言,他想為底層人說話,但有時候聲音無法外放,他不知道這樣做電影是否還有意義。而讓電影走上地面,哪怕做了刪節,話說得斷斷續續,只要被大眾聽到,他就覺得還是有意義的。

文章轉自: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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